青年永續的生產循環：從校園倡議到地方系統的探索

作者：陳宏駿｜第二期探索者計畫 第三場共學小聚「生產管理」主題之前導文章。

這篇文章，不只是回顧我從校園到地方的歷程，而是試圖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

「為什麼臺灣留不住有理想的年輕人？」

後來我逐漸意識到，問題不只是青年不夠努力，也不只是組織不夠理想，而是我們始終缺少一套能接住理想、承擔生存、支持長期發展的系統。於是，我從校園倡議出發，走向跨校聯盟，最後落腳地方場域，試著建立一個屬於青年永續的生產循環。

第一章、理想的誕生：從「體制教育」的挫折與反骨，到「校園永續」的繁花與極限

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，不被看好、不被支持，甚至被冷言冷語、被討厭唾棄，都是常態，但最大的阻力，往往是家人。

「你都考上臺師大了，為什麼不當老師？」

「你現在做這個，那我們之前花錢讓你學習和體驗那麽多，要幹嘛？」

「你很幸福，沒窮過，所以都在做公益，不想想自己和家庭？」

自己和家庭，是一輩子的關係，如何成熟地處理，也是一輩子的課題。

我的父母都是教職人員，也曾在教師工會和教科書出版社擔任要職。我在一個典型的菁英教育環境中長大。母親秉持「小孩絕不能輸在起跑點」的教育理念，從小讓我自主學習各類學科與才藝。求學期間，我在許多校內外的活動與競賽嶄露頭角，也因此備受矚目與期待；但其實在內心深處，我很清楚，這些投入某種程度上只是我逃離課堂的一種方式。

國三時，我準備報考雄中科學班。那幾個月裡，我名義上是全心備考，不必到校上課每天待在實驗室；但實際上，我心裡一直想著一個問題：「我就要這樣走向科學研究的人生嗎？」同時，我也抱持著「反正一定會考上」的心態，並沒有真正全心投入準備。最後，我因為國文差了幾分落榜。反而是另一位原本不被看好的同校同學考上了——他或許沒有特別聰明，但非常認真。那一次失敗，讓我第一次真正跌落谷底。

由於備考科學班的經驗，高中的課程內容我在國中就已經讀完了。進入高中後，實際和班級同學相處，許多對我來說理所當然的學習優勢，其實來自原生家庭所提供的資源與環境。於是我開始在課餘時間協助同學理解課程，也在教學的過程中，第一次感受到一種來自「陪伴他人成長」的成就感。

2020年，我透過繁星推薦錄取臺師大電機系，對父母而言，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——他們曾經就讀師範體系的第二志願，而我進入了第一志願，還是被認為最有「前景」與「錢景」的電機系。補習班甚至直接邀請我入班授課。但從小就對臺灣教育體制帶有反感的我，很清楚：無論是學校體制還是補教產業，都不是我想長期投入的方向。

升大學的那個暑假，因緣際會參與 SALU（YouTube 頻道）創辦人林子俊的一場演講，SALU 以「熱血、冒險、瘋狂」作為精神，鼓勵每個追夢中的人——Keep it cool！先做再說！那場演講給我很大的啟發，我第一次看見一群年輕人，在一個場域，傻傻地開始行動、嘗試著改變世界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回想到小時候看電影《看見臺灣》的感受。當時看著臺灣壯麗的田園山河受到破壞，心裡非常難過，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。但於此同時，我也意識到——已經成年的我，也許真的可以開始做點什麼。

於是，我開始每天清晨到社區撿垃圾。每天早上都能撿滿一大袋，看著街道慢慢變乾淨，心裡很開心。但更讓我感到溫暖的，是那些早起散步或跳舞的長輩。他們看到我在撿垃圾，常會停下來和我聊天、打招呼，那些簡單的問候，反而讓我感受到一種很真實的連結。也逐漸體會到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說的，「人生的煩惱，多半來自我們與社會的連結出現了困難；而這些困難，唯有當我們開始關心他人、參與社會時，才可能真正得到解答。」

上大學後，我開始參與臺大學生永續團隊的活動和倡議行動，也學習與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。同時，我也希望能在臺師大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，從學生的角度推動永續發展。隔年，我參與「綠社交流」的跨校青年永續盛會，透過與各校永續團隊領導者交流，我得以從過去與當代的行動者身上學習，尤其是當時在文大推動全臺唯一學生會永續部的文培，給我理性上的作法和解方和感性上的支持與鼓勵，「綠社交流」的社群網絡，為我後來在臺師大的推動奠定了重要基礎。

在2021年至2024年這段期間，我首先於臺師大學生會內創立永續部門，嘗試以學生為主體推動全臺第一本學生會永續報告書，盤點校園重大議題，也參照各校經驗發起倡議與行動，逐步定義問題現況並設定改善目標。

最有代表性的行動，是推動校務基金責任投資。在歐美大學已開始大規模針對化石燃料產業撤資時，亞洲大學對撤資議題仍然關注有限。2021年，我先參與臺大撤資運動，促成臺大成為亞洲第一所完成撤資的大學。隨後，我在臺師大主導推動校務基金責任投資入法，使臺師大成為亞洲第一所將責任投資制度化的大學。

由於我同時連結校內外學生團隊，我在學生會的倡議，不再侷限於資源循環、能源轉型、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，逐漸跨足數位、地方、文化、性別、教育、居住、健康等多元議題。然而，在推動的過程中，我也越來越清楚感受到臺灣學生會體制本身的局限。

因此，隔年我創辦了學生團隊「永續出師」。「永續」為團隊以可持續性發展為原則驅動的核心價值，「出師」則取自台語 tshut-sai，希望打破師生的關係、校園的藩籬、學術圈的象牙塔，讓人才成為持續帶動社會發展原動力。也為了加強公共參與，辦理創辦校園年度永續慶典「暖日永續節」，讓永續像太陽一樣溫暖每一個人和空間，更讓每一年在校園的推動都有覆盤和展望。

2023年，我接任臺師大學生會理事長。原本期待在前幾屆學生會完成理監事共治、財務結構健全、工作津貼發放等組織轉型的基礎上，搭配《大學法》修法契機，推動更健全的師生共治結構，讓學生會永續化。然而，大學法修正案至今仍寸步難行，加上臺灣高等教育長期高度依賴教育部經費，在大學自治以前，學生自治不可能健全發展。許多學生自治前輩也逐漸意識到，以學生身分推動制度改革的限制，轉而進入政治、學術或社會團體領域。學生會的運作逐漸出現斷層，光是維持日常營運，就已經令人身心俱疲。反觀歐美大學，學生代表在校務治理中通常擁有超過25%的席次；學生會幹部甚至可以申請休學一年、領取全職薪資，並管理校內外活動、住宿與餐飲空間。學生會與校友會之間形成正向循環，構成完善的大學自治體系。

臺灣校園與社會的斷層，讓我開始思考更深層的問題，青年在校園抱持著理想主義行動，但校園體制有其天然的短期性，學生的畢業流動是常態，青年對於理想的熱情，往往隨畢業而消散，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循環。當人才不斷從校園畢業，卻沒有一個接住他們的系統，這些能量該往哪裡去？

第二章、理想的擴散：跨校聯盟的擴散與瓶頸，尋找青年永續的「根」

秉持接住青年理想主義的信念，我與文培以各校永續領袖組成的「綠社交流」社群為底蘊，推動成立「臺灣青年永續發展協會」（以下簡稱 青永協），並凝聚各校青年永續領導者組成「跨校領袖聯盟」，以改善臺灣青年及大學生的發展環境，同時賦權、賦能臺灣青年世代，發起一場臺灣青年世代的永續公民運動，期待社會可以因為青年世代的影響力而合作在一起。

青永協匯聚過往領導者案例建立共享資料庫，舉辦線上線下交流活動，向產、官、學、研、社等不同單位跨界合作等，藉由團結跨校青年領袖共同面對機會與挑戰，消弭青年永續人才在資訊及資源的落差。

根據過往各大學領導者調查概況，盤點在2017年至2021年間，全台有青年永續團隊的大學約莫6所，不過在2022年至2025年間，青永協掌握的數據則提升至25所。該數據一方面代表青永協積極與各大學協力，建立支持體系外，也呼應校園及社會趨勢，正積極地邁向永續，也很給各校青年永續團隊領導者一定程度的信心，相信自己不是個案，在不同時期、不同學校，都有跟自己一樣在努力推動的夥伴。

到了2024年，「跨校領袖聯盟」的體系逐漸成熟，任何一所學校的突破，都帶動了其他學校的發展。青永協積極與不同領域合作，將全國性和地方性組織長期經營的議題，聚焦為落地到各校的方案。例如，青永協與願景工程基金會共同主辦「氣候危機攝影展」，將生硬的氣候議題夠過攝影的方式跨年度巡迴8所大專校院。也積極與跨世代溝通對話，跟民主轉型過程中備受矚目的黨外刊物——《大學雜誌》創辦的前輩們，共同舉辦「大學雜誌58週年論壇」，這不僅是一次回顧與感謝的場合，更是身在校園但心繫臺灣的新舊世代，相互激盪的共同舞台。

然而，在這些成果的背後，青永協逐漸面臨發展貧頸，那種困境，其實與我在臺師大學生會單任理事長的時期感受非常相似。我開始意識到：這並不是某個組織的問題，而是臺灣青年永續發展的結構性困境。

很多青年在校園內擁有高度理想，也能投入大量時間推動議題；但一旦離開校園，就必須立刻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——房租、生活費、職涯選擇。許多原本想解決環境問題的人，最後卻連自己的生存韌性都難以維持。校園與跨校網絡雖然能夠匯聚人才、激發理想，卻仍然缺乏一個足以支撐青年長期投入的生存結構。沒有這個結構，再多的熱血都容易成為一次性的消耗。

同年，山坨兒颱風重創金山，造成百年一遇大水災害，浪金山發起「水漫金山韌性重振行動」，鏈結公部門及民間單位，建立地方支持體系，召集賑災志工，引動內外地量能，在災後發起多日救災行動。這是我第一次體感氣候危機的衝擊，也第一次真正思考，永續的本質是一種生存能力。如果沒有一個能讓人生活的系統，所有的理想都只是短暫的燃燒。

也正是在那段時間，我開始思考：青年永續的未來，是否可能透過「場域經營」來建立新的可能。當時的浪金山還不是一個完全由青年組成的體系，後來也歷經與地方長輩的摩擦與衝突。另一方面，我嘗試在臺師大所在的文山區建立自己的場域，以「好朋友友善蔬果」為基礎，希望帶動興隆市場的轉型，但合作夥伴來來去去，許多嘗試並沒有如預期發展。

幸運的是，好朋友友善蔬果後來逐漸找到穩定夥伴接手經營，而浪金山與地方衝突的事件也逐漸告一段落。但我與文培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：一個團隊若沒有共同核心價值，很難長期走下去。也因此，我最終決定投入浪金山的發展，浪金山也朝向以青年為主體驅動的方向邁進。

第三章、理想的擴散：落腳金山的結構實驗，打造「包吃包住包發展」的共生基地

過去這一年，我的人生經歷了很大的轉變，從校園到地方，從臺師大到浪金山。我的初心始終沒有改變，依舊是希望青年成為帶動永續發展的重要力量。只是過去，我更多時候是在搖旗吶喊，投入社會對話；而接下來，我更想做的是建構一個可以被看見、被複製的典範，讓典範有機會在全臺遍地開花。

這個轉變的過程，也許不是一步到位，甚至帶有某種半推半就的成分；但當我看見全球動盪不安的局勢，也看見地方日復一日在風土中耕耘的積累，我越來越堅信：在青年抱著理想主義改變世界以前，必須先有一個風吹雨打不會倒的共生體系。

在臺北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，是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工作，再把大部分收入轉成吃與住的日常開銷。青年往往還來不及真正發展自己，就已經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消耗殆盡。

但在金山，我看見了另一種可能。這裡不像臺北那樣寸土寸金，也有大量閒置空間等待被重新整理與活化。如果能夠把這些空間轉化為具有價值的場域，再結合餐飲、住宿與地方行動，就有可能建立一套不同於都市競爭邏輯的青年發展基礎設施。

在浪金山，我還是能夠推動活動和節慶，但我更想做的，是建立一個能夠包吃、包住、包發展的共生基地。這也是我所理解的「生產循環」：當人才來到這裡，生存成本可以部分被系統吸收，他們的動能才有可能轉化為對地方的貢獻，而不是在進入行動之前，就先被現實壓垮。

我很認同山崎亮送給浪金山的一段話：「掌握絕對性需求，克制相對性需求，將精力資源投注在心繫地方跟社會的事，這樣我會開始支持你，也相信會有一群人支持你。」這句話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說出了地方實驗最根本的前提：不是先談理想有多偉大，而是先處理人如何穩定地活下來。

我是當前在浪金山團隊深耕的夥伴中，較晚加入的成員，但我帶著過往推動人才賦能與賦權的經驗投入浪金山發展，也逐漸把自己在浪金山所掌握的狀態，轉變為一套人人都能理解、都能參與的系統。

系統營運上，我常用「管銷研」的方式來拆解與設定：讓人願意來地方發展，是行銷；讓人能在地方協作與營造場域，是管理；讓人能在地方持續突破既有典範，則是研發。這樣的拆解，不只是為了效率，而是為了把原本模糊、仰賴少數人撐住的運作方式，變成能被更多人接手與延續的系統。

在行銷上，金山不僅離臺北很近，也像它舊名「金包里」所象徵的豐收意象一樣豐富多彩：春有宗教祭儀與信仰故事，夏有海濱花卉與戶外活動，秋有山海農產與自然生態，冬有公共浴池與地熱能源。當然，臺灣每一塊風土都同時擁有美麗與哀愁，金山也不例外。人口外流、空間閒置、高齡化與氣候變遷，都讓地方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仍然是人——每一個與金山產生關係的人，以及他們的故事。浪金山創辦時，就透過 Podcast 的形式，把這些故事保存下來，成為金山的「有聲故事書」。我們走進公廟、農地、漁會與公所，讓那些原本只存在於耆老口述與文史工作者筆記中的地方記憶，能被更多人聆聽與感受。如今，Podcast 也開始訪問更多在金山、乃至於在臺灣各地深耕風土的青年人才，逐漸搭建起一個青年重新想像臺灣地方價值的敘事網絡。

在管理上，浪金山目前較為成熟的餐飲場域為例，我剛加入時就發現，如果要讓更多人參與，就必須先把工作系統化。一方面，我們透過定食設計，讓一份餐能被拆解成清楚的部件；另一方面，把技術門檻較高的工作放到前端加工與備料環節，使現場操作更容易上手。這樣的設計，讓越來越多夥伴能在短時間內掌握餐廳運作的節奏：一天可以理解整間店在做什麼，三天開始能夠掌舵營運，一週之後甚至可以思考這個場域還能怎麼變得更好。

進一步來看，我們能思考系統間的循環共生，例如煦新館相對服務長輩，享魚路相對服務年輕人，當兩個核心系統漸趨成熟，就容易可以從這兩間核心的餐廳，持續變化出下一個餐飲空間。這樣的循環不只發生在餐廳之間，也發生在人與人之間、組織與組織之間，乃至於一切不同主體之間。

在研發上，我常從「80/20 法則」與「長尾效應」來理解組織營運與發展。80/20 法則提醒我們，多數成果往往來自少數關鍵投入；因此，我們會在不同階段選擇聚焦，例如去年專注於餐飲，今年則開始發展藝文創。但長尾效應也提醒我們，不必過度追求每一件事都「有效率」。很多看似微小、甚至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嘗試，往往會在某個時刻意外產生巨大的影響。就像 Andy 平常嘗試的許多料理，大多沒有被留下來，但某一次做出的鬼頭刀魚排醬，卻成為客人讚不絕口、甚至長期留在菜單上的作品。

當生活的基礎設施逐漸被建立起來，理想才不再只是漂浮的雲，而能真正扎根於地方日常。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，我與原生家庭的關係慢慢出現轉變——父母開始逐漸理解我所走的路，也開始用他們的方式支持我所選擇的方向。

第四章、理想的循環：建立人才的「永續循環」，從地方出發的系統治理

如果金山的實驗能夠成立，那它代表的不只是地方創生，而是一種新的青年發展模式。過去，青年往往只能在理想與生存之間拉扯：一方面渴望投入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房租、收入、職涯與生活成本的現實壓力。真正的永續，不應只是議題的推廣，而應是讓人才能夠在生活之中累積工作，在工作之中建構生活。

我所嘗試建立的，不只是單一場域或單一組織，而是一套能夠接住青年、培養青年、留住青年的共生結構。從享魚路到煦新館，從探索者計畫到更大的島嶼探索網絡，我期待地方不只是承接理想的容器，更能成為持續孕育人才的基底。

如果說上個世代的重要人才，像是在高壓下的酥炸地瓜球，撐起了臺灣的國際能見度；那麼我更期待這個世代的人才，能像草莓麻糬一樣，內在柔軟而真實，外在則保有韌性與延展性。在風險更高、變動更快的時代，我們需要的，不只是能衝的人，更是能夠長期留在場上、彼此支撐、持續復原的人。

因此，未來的關鍵不只是培養個別明星人才，而是建立一套能夠持續裂變與質變的人才循環系統。這個系統以地方為基地，以數位為延伸，以聯盟為擴散的路徑，讓青年不必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二選一，而能在具體生活中長出推動社會的力量。

對我而言，從校園到地方，從臺灣到國際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規模擴張，而是是否建立了一套可以持續轉化能量的系統。在這樣的系統裡，我更像是生態系統中的「分解者」與「基質」：把外來的能量，也就是來到地方的人才、關係、經驗與資源，逐步轉化為地方的養分，讓地方得以長出新的節點、新的行動者、新的循環。

每一個地方都會有自己的風土底蘊與發展脈動，也各自有其優勢與限制。但如果系統能夠建立起來，那麼地方的差異就不再只是阻礙，而會成為各自演化、各自生長的條件。如此一來，我們才有可能從一個場域走向一個地方，從一個地方走向更多地方，從臺灣走向更大的世界。

當地方能接住有志青年，並提供長期發展的路徑時，一個完整的「青年永續生產循環」才算真正閉環。到那時，我們要推動的，就不只是地方的改變，而是從地方出發，重新想像臺灣，乃至於重新想像下一個世代的世界如何被建構。